从1973年开始，剑桥社坚持储备资金，控制成本和员工人数，投资高质量教育出版项目，坚持发展新出版项目、强化产品开发。受益于198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英语语言教育用书狂潮，剑桥社的出版物得以在全世界充分推广，世界各地分社和办事处数量快速增加，贸易网络拓展到可观规模。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再遇经济寒冬时，全球教育经费缩减，英国大量印刷厂倒闭，几个出版集团都宣布破产，而剑桥社不仅毫发无损，还持续壮大。1992年Cass功成身退，1993年剑桥社合并净资产首次突破1亿英镑，1996年剑桥社的外部总收益额首次超过了1亿英镑。千禧之交，剑桥社年新书出版量达到2 400余种，出口量较十年前翻了近三倍，于1998年获女王出口成就奖。

如今剑桥社这个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出版社仍然充满了活力和激情，我们可以预见它将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和多样性，并且将进一步实现其职责——传播知识，发展教育，推进学术。

五、总结

剑桥社自成立起，就以大学的目标为目标，以特许状赋予的权利义务为己任，为了学术发展和公众利益印刷、出版图书。大学不能为了商业利润将出版社转租给他人，也不能将出版社的特权用于纯粹的商业盈利活动。不论剑桥社如何改革，“传播知识，发展教育，推进学术”始终是其机构目标。但这不是一句容易践行的口号，商业和学术的平衡不是一蹴而就的，学术出版离不开商业利润的支撑，学术出版社的理想需要在商业世界里实践。

几个世纪以来，剑桥社一直在通过改革，尝试调配“学术”和“商业”的比重。从中世纪的特许印刷商模式陡然跃至公共出版社模式，又从倒退的合伙人模式缓慢过渡至理事会秘书制模式，再到符合当代市场环境和自身发展需求的首席执行官模式——专业学者负责内容管理、商业精英负责商业运营。这个模式能够成功的基础有二：一是剑桥社的母机构是以学术传播为宗旨的剑桥大学，而非以财政收入为唯一目标的机构。二是剑桥社通过学者精英组成的理事会，与大学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通过不断将商业盈余投入学术、教育出版中，贯彻着“知识高于金钱、商业为学术服务”的机构理念。剑桥社的历史沿革反映了坚守学术的不易和把握学术与商业之间微妙平衡的难得。

以剑桥社的改革历程为参考，中国的大学出版社能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目前中国百余家大学出版社已经完成转企改制，经济上自负盈亏，商业化运作程度较高，而传播学术、为科研服务并非中国大学出版社的机制要求。剑桥社的成功之道值得中国高校出版社借鉴和学习：

第一，坚守学术本位。作为大学出版社，剑桥社始终坚持着“传播知识，发展教育，推进学术”的目标，理事会作为领导核心和内容把关人，既不追求盈利，也不看重数量，其出版方针和编辑原则皆以此为准。特别是在Cass改革之后，出版社即使在资金匮乏时也要冒着亏损的风险坚持学术出版，按计划扩大学术出版，而不是采取紧缩政策。中国大学出版社的盈利点多在教材出版，实际上，大学出版社最重要的价值还是在学术出版领域。面对危机，大学出版社应该更加突出和强化自己的职责和性质，打造过硬的学术品牌书目，突出优势学术领域的出版特色，而不是转变成普通的商业出版社。

第二，提高经营能力。不论机构使命多么崇高，学术出版社仍然需要在资本世界中与商业出版社竞争，商业运作和营收能力必不可少。在经济衰退、出版行业萎靡的时期，剑桥社拥有充足现金储备支撑各项出版活动，其广阔的国际市场和多样的出版领域显著分散了风险。即便在经济环境无虞的情况下，管理层也需要保持警觉和远虑，抓紧优势项目，乘胜追击、相时而动。对于中国大学出版社而言，只有不断提高商业运作和营收能力，配之以主动、高效的经营模式，才能使出版社异军突起、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革新经营管理模式，找到学术和商业的契合点。中国大学出版社并不缺乏优势学术资源和商业运作的能力，难的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剑桥社多次进退反复的经营管理模式改革真切地说明了这种契合的微妙和复杂，无法一举达成或一劳永逸，而是需要一个关系稳固、权责分明的管理结构，和一个果敢坚定且能灵活应变的领导核心。中国大学出版社可以学习剑桥社的学者理事会+企业家模式，将大学学者的学术造诣和商业精英的经营能力结合起来，因时制宜，探寻符合中国出版需求的学术和商业之平衡点。找到一位有学术情怀的出版企业家或有商业头脑的出版学者也许会是成功的关键。

文章来源：《商业故事》 网址: http://www.sygszzs.cn/qikandaodu/2020/0723/4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