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剑桥社历史上首次改革：大学动用资金建造厂社和购买设备，聘请有学术出版经验的企业管理者，标志着出版社所有制和雇佣关系的改变，而设立由本校教授构成的监理委员会则标志着管理模式的进步。改革后的三十年间，剑桥社稳步发展，经营上要归功于尽心尽力的Crownfield。更重要的功臣是改革领导者Bentley，他拯救了因私人经营者追逐利润而被伦敦书商所控制的出版社，化解了出版社历史上第一次危机，确立了剑桥社作为一个学术出版社的最基本原则：为大学所有，由高级学者监管，以出版学术著作为目标，为使大学成为一个更好的教育、宗教、学术和研究之所而服务。由于对书稿校对和印刷的认真和严谨，“公共出版社”这一时期出品了许多高品质学术著作，逐渐在英国甚至欧洲学术界建立起良好的声誉。

尽管1696年改革的确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行的，但是从特许私人经营到百分之百大学公有的陡然转变必然有其副作用，“公共出版模式”运作三十年后，问题开始浮现。

二、倒退式的1854改革：从公共出版社模式到合伙人模式

在公共出版社模式中，监理会是管控厂房和设备、雇佣经营者、行使大学出版权利的实体，学术出版之风固然得以发扬，但学术性与商业性的天平被完全颠覆。随着经营者Crownfield年事渐高，学者构成的管理层在商业经营中的短板很快暴露出来。1730年代，剑桥社的生意不断下滑萎缩，陷入亏损。

监理会经营不善是出版社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最初的监理人是从各学院根据资历挑选的，其中很多并不了解出版；担任监理会主席的副校长每年换届，人数过多的监理会分成小组轮流值岗，不能为出版社提供及时、连贯的监管；更严重的是，这些学者缺乏商业意识，对出版社的财务安排和经营策略等重要问题无法给予正确有效的领导。琐碎、断裂又缺乏实效的例会使得监理人们逐渐丧失了管理出版社的动力和兴趣，1730年代剑桥社出现了管理空白。

1737年，大学成立理事会（Syndicates）代替监理会调查出版社亏损情况并提出了解决思路：进入伦敦图书市场，参与高利润的圣经印刷。提到圣经生意，就必须要提到伦敦书商。此时的伦敦书商已经组织松散，唯有皇家书商John Baskett独揽多种专营权，垄断地位一时之间无人能及。而垄断的后果之一就是质量下降，Baskett印刷的圣经错误百出。同样拥有特权的剑桥社意识到应该独善其身，以过硬的品质担当起特许的权利。所以理事会决定打破伦敦垄断印刷圣经，一方面是为大学提高声誉，为剑桥社创造更多收益；另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为大众提供更精美更准确的圣经版本，造福公益。几十年间，剑桥社出品了好几版印刷准确、设计精美的圣经，都成为同期经典之作，为人们所称道。

经此一事，剑桥社的业务范围扩大到了圣经印刷这个盈利大项，扭转了亏损局面；剑桥社管理层从监理人转变为理事会，显示着出版社的经营管理越来越规范和正式；大学从亏损中认识到盈利对学术出版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剑桥社进一步明确了作为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传播知识、造福公益。凭借圣经印刷带来的良好口碑和巨大利润，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剑桥社迅速发展扩张，从生产技术、销售额、厂舍设备、员工数量上都有了大幅提升。

但必须看到，依靠圣经盈利扭转亏损的办法治标不治本，理事会仍然由学者教授构成，管理层缺乏企业家的实干精神和商业头脑。管理结构和经营模式不改变，出版社迟早还会再次陷入危机。

果不其然，由于太过依附于圣经印刷，19世纪初随着圣经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和圣经价格的下降，剑桥社盈利锐减。由于几十年来发展印务而忽视出版，剑桥学术作品数量寥寥，与学者、作者也没有保持积极联系，出版业务发展停滞不前。1840年代末，因承接圣经印刷而盲目扩张、过度开销的剑桥社再临财政危机。事实证明，本特利时期的“公共出版社”模式——由缺乏商业意识的学者领导，仅靠雇佣一个能干的大学印刷商经营——已不能在19世纪成功经营一个现代学术出版社了。

面对19世纪资本运作的新浪潮，剑桥社意识到管理层结构和经营模式改革的必要性。1854年剑桥社任命熟悉企业模式的职业出版商Charles Clay为大学印刷商，并与其签订合伙制合约。依照合约，大学拥有出版社3/4的资产，Clay投资占比1/4并全权组织管理出版社所有事务。Clay需要保证资本回报率，如有盈利则与理事会分享。大学希望这种合伙而非雇佣关系能使Clay更努力地为出版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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