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伯雷故事集》读后感4篇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不是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甚至让一群人中每人讲一个故事这种形式也不是什么新主意。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有十个人，为了躲避1348年在佛罗伦萨肆虐的瘟疫逃到城郊的庄园。他们就是通过讲故事来消磨时间的。

《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也有一群人，每个人讲述一个故事。按题材来分，有爱情和骑士探险传奇、宗教和道德训诫故事、诙谐滑稽故事、动物寓言等几大类，内容包罗万象，有雅有俗，有的很有趣。

我们不仅对故事本身感兴趣，而且对讲述故事的人也感兴趣。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真实的。乔叟在引言中把他们一一作了介绍。他凭借朝圣者之口，汇集了欧洲中世纪文学中的各种主要类型。作品广泛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英国社会生活，揭露了教会的腐败、教士的贪婪和伪善，谴责了扼杀人性的禁欲主义，肯定了世俗的爱情生活。

《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艺术成就很高，远远超过了以前同时代的英国文学作品，是英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第一部典范。作品将幽默和讽刺结合，喜剧色彩浓厚，其中大多数故事用双韵诗体写成，对后来的英国文学产生了影响。

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乔叟用富有生命力的伦敦方言进行创作，也为英国文学语言奠定了基础。他首创的英雄双韵体为以后的英国诗人所广泛采用，因而乔叟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

当时对乔叟和他的作品都没多大兴趣。后来送给了董老师，说不定他在编写那本帕索里尼小册子时候也派上了用场，也算宝剑赠烈士，省得放在我书架上落灰。

书是旧物，是给那个时代的人阅读的，自然萌发不出多大生机。帕索里尼用颠覆的手段拍成电影，意义大有不同，虽然是70年代的作品，放在今天，一样令人瞠目结舌。

电影相当的自然主义，在帕索里尼的电影里也算比较商业，即使是不懂艺术电影的人也能从中找到开心的元素。为了重现英国文学的特质，片子整个在英国坎特伯雷拍摄，浓郁的古典风情扑面而来，的确不同于“十日谈”中的意大利人文色彩。内中有一段几乎就是向卓别林致敬，喜剧默片的手法贯穿着整个段落，形象塑造也跟流浪汉夏尔洛差不多，拐棍礼帽，底层的智慧跟上面阶级的愚蠢开火，让人看得很是轻松解颐。结尾一段地狱狂欢更是让人觉得过瘾，整个一个嬉皮士的乐园，内中充斥着无数对于现世的讥讽，画面色彩绚丽，构图精彩无比。帕索里尼的反叛在电影中无处不在，那么多的裸体和屁股，似乎就是一枝枝猥亵观众眼睛的利箭，历史和文学的痼疾、自古以来的阶级分立被一一洞穿，一个也别想走。

文学作品翻拍是电影的传统，不过能颠覆文本的作品少之又少，帕索里尼用性的弯弓来发射自己的批判，究竟影射着什么，别用乳房和屁股，用脑袋去想吧。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方重译本读来韵味隽永。“当四月的甘霖渗透了三月枯渴的根须，沐濯了丝丝茎络，触动了生机，使枝头涌现出花蕾;当东风吹香，使得山林莽原遍吐着嫩条新芽，青春的太阳已经转过半边白羊宫座，小鸟唱起曲调，通宵睁开睡眼，是自然拔弄着它们的心弦:这时，人们渴望着朝拜四方名坛，游僧们也立愿跋涉异乡”--故事集开始的这段话至今念起来令人口舌生香。

这段文字还令我联想到艾略特《荒原》开篇的几行诗:“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在死地上/养育出丁香，扰混了/回忆和欲望，用春雨/惊醒迟钝的根”，方重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老前辈，他应该从这两段文字中看到某种巧妙的传承。而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也说过，任何一个二十五岁以上还想继续做诗人的家伙，历史感对于他简直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历史感迫使一个人在写作时，不仅要想到自己的时代，还要想到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包括于其中的他本国的整个文学是同时并存的、而又构成同时并存的秩序。

方重先生(1902-1992)，江苏常州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57年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其前身系“上海俄文专科学校”)英文系主任，桃李满天下，笔耕不辍。20xx年秋天，我为写一篇短文去该校拜访年过7旬的凌宏炜先生，他的父亲凌达扬(1894-1986)，深圳布吉人，先后毕业于耶鲁大学(1918)、哥伦比亚大学(1920)，曾任西南联大外语系教授，1956年任该校英文系教授。当时顺便谈及方重先生，凌宏炜说，父亲调到上外后，校方有意安排他担任系主任，被他一口回绝，结果由方重出任是职。文革期间，方重先生惨遭迫害，凌达扬只在“陪斗”之列。方译本《坎特伯雷故事集》1955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印行，次年该社还出版了他译的《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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