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萧红百年诞辰，各种纪念活动相继展开，萧红热逐渐在社会各界兴起。至2014 年电影《黄金时代》大力宣传，萧红热度空前，成为继张爱玲、林徽因之后，又一位被众议的民国才女，热度持续至今。本文将从传播学的视角，分析2011 年以来萧红热的缘由。

一、传者：传奇才女，舆论热点

作为作家的萧红，最被人们热议的不是她的文学作品，而是她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女文青身份、娜拉出走、爱情婚姻、悲惨早逝等，萧红被符号化为传奇话题。其中最引起广泛热议的就是她的感情纠葛。逃婚，私奔，两度怀着前一个男人的孩子，与另一个男人恋爱，这样戏剧化的私生活被人们猎奇，“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①和消遣。而一些关键性的史料缺失，比如萧红与表哥陆哲舜，与骆宾基的关系等，也给人们的八卦提供了无尽暧昧的想象空间。情感绯闻本身就带有天然会被大众聚焦并广泛热议的传播特质，自然会成为萧红热最主要的信源。传媒关于萧红的标题也多数是“萧红和她的男人们”“每次恋爱都怀着别人的孩子”“洛神萧红的浪漫情史——她如何点燃了六个男人”等关于感情经历的噱头。与之相比，人们对她作品的讨论热度明显低太多，大众显然并不关注她的文学作品、精神世界和创作时的心路历程。萧红在世时，就曾在致友人的信里倾诉过这种隐忧，“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不仅萧红，大众文化领域，比起女作家们的作品，人们普遍对女作家们的浪漫情史更感兴趣，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倾城之恋，林徽因被指摘为绿茶婊，杜拉斯与中国情人，三毛为爱自杀等。名人的，特别是名女人的隐私八卦，本身就是性别制度下传播领域永远的兴奋点。而且分析女作家们的作品需要一定的阅读储备，但谈绯闻则轻松容易得多，人们并不需要文学、建筑学的相关积累，就能以议论感情经历这种简单到痛快的方式来窥视、评判她们。

萧红的流行，还与她所身处的民国时代有关。人们想象着“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海阔天空的时代，一群年轻人经历了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自由地追求梦想与爱情”。而且相较于其他颇为遥远模糊的历史时段，民国更邻近当下。民国虽逝，但各种关于民国的记忆仍流传于世，并被清晰记录，各种民国物质仍可触及，并被批量复制，它们共同拼贴出一个可供想象和消费的民国，成为民国热的理想化对象，进一步促进了民国热。于是，各种关于民国的人与事纷纷走红，比如民国大师、民国教材、民国史、民国服饰、民国建筑等。民国图景里，张爱玲临水照花人的姿态是民国范儿，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也是民国范儿，而萧红被建构起的“想爱谁就爱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民国文学洛神形象，无疑与大众的民国想象高度贴合，建构起“大众文化对民国想象的一次狂欢”②。就这样，民国热为萧红热再添了一把火。其实，民国加才女，萧红在大众文化领域走红是必然的事，只是传播条件成熟的早晚而已。

萧红的走红主要是她人生经历的走红，但她的作品是最根本的基石。如果不是她的作品，萧红早就被遗忘到历史的边缘了，毕竟民国时期比她经历更传奇、长得更漂亮的女性多如繁星。因为她的文学作品，所以每个时代有读者时不时提起她，所以会等来如今的爆红。平心而论，比起张爱玲的文章，萧红的作品并没有太多的商业性，但她作品里自由生长的灵气、细腻独特的文学性和清新质朴的语言，确实吸引了读者，特别是在如今突破了政治标准唯一论，倾向于文学作品淡化政治，注重个人感受的时代，而她作品的题材基本都发生在小城、乡村，契合了如今城乡快速发展进程中回不去的故乡这一普遍心理。采访调查中，很多读者都提到，萧红的《呼兰河传》令他们想起了自己童年的故乡。但如今的快速经济发展下，故乡已被破坏，回不去了，童年里温暖美好的故乡只能借助其他方式回忆，比如阅读《呼兰河传》。并且萧红作品中那种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也让很多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产生了共鸣。值得注意的是，现今萧红作品里接受度较高的是《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倾向于文学性的作品，而《生死场》《北中国》《黄河》等更侧重于政治宣传的作品则遇冷，表明现今读者对萧红作品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

二、媒介：商业运作，推波助澜

大众媒体对萧红热起到了最直接的推动作用。如传播学理论所言：“大众媒体是一架便捷的造神和造梦机器，它不仅可以在每个细小的题材上大做文章或做大文章，还能在短短的言说的过程中，迅速编制和演绎神话，当然这往往是在与广大的受众共谋的情况下达成的”③，因而媒介普遍都是将萧红的情感经历当作商业热点，一炒再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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