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曲子词可谓是唐五代的流行新声，富有生活气息，展现了市井生活百态，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指出：“敦煌曲子词……内容非常丰富，反映的社会面非常广阔，特别是商业城市的生活面貌，反映得更为鲜明。”[1]敦煌曲子词的创作受到市民阶层趣味的影响，呈现出通俗性、民间性、叙事性、娱乐性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浓郁的商业化色彩。

一、敦煌曲子词是城市商业文化的产物

敦煌曲子词是配合胡夷里巷之曲、以口语为创作工具并符合市民生活情调的新体抒情诗，融合了胡、汉等多民族的音乐元素。隋代以来，印度系音乐经中亚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与中国俗乐相结合，形成新的燕乐。燕乐曲调繁复，乐器众多，颇具异域风情，给听者带来感官上的强烈震撼和快感。燕乐起初盛行于王公贵族，逐渐流传至市井闾巷而风靡一时。敦煌曲子词的来源十分复杂，大多为无名氏的作品。虽然其中部分词经过了文人的加工润色，但还是具备词这种文学样式的民间初始状态，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曲子词所展现的地域面貌十分广阔，并不限于河西地区，也有来自长安、江南等地之作，是唐五代民歌的代表之作，最终有幸保存于敦煌一隅。敦煌曲子词大多附于写本正文的后面或背面，由民间创作，经文人加工润色，乐工歌妓进行协律，适合演唱。龙榆生在论《云谣集》时便指出“其为当世民间流行之歌曲”[2]。

敦煌曲子词是繁华都市生活的产物，具有浓郁的城市气息，展现了广阔的商业城市风貌，“反映的社会现实多限于市民阶层”[3]。敦煌曲子词中的女子往往衣饰华美，装扮时尚，“及时衣着，梳头京样，素质艳丽青春”[4]239。敦煌曲子词有着浓郁的市民趣味，一些田园风光的描写往往用于衬托隐士热爱山水的情怀，较少触及广大的农民阶级，对民间疾苦反映较少。从内容来看，敦煌曲子词多以繁华都市为背景，其人物形象也十分多元，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既有五陵少年、闺门怨妇，亦有妓女、商人、士卒、工匠、医生、女工等普通百姓，也有不少中下层文人。敦煌曲子词以家庭、爱情等日常生活琐事为主题，满足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传达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突破音乐文学为王公贵族服务的传统，其表现手法更为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新兴的民歌形式，“大率皆普通情感，为当时民众所易了解之歌曲”[5]。

城市居民组成极为复杂，包括官吏、士兵、商贾、手工业者、地主、游民、僧侣、士人等。城市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个行业的发展，也使得各行业的分工更为明确，这在敦煌曲子词里有着详细的表现，如P.2809《望江南》（娘子面）表现了女工磨面粉的劳动情景：“娘子面，硙了再重磨。昨来忙蓦行车少，盖缘傍畔迸麸多，所以不来过。”[4]《失调名》（织锦纹）表现了织锦女工的内心情感世界，她技术高超，辛勤劳作，“织成端疋，遣家僮市卖”[4]421。唐代为促进商业的发展，实行诸多优惠政策，加之社会兴起消费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商旅络绎不绝。《长相思》（三不归）表现了商人的不同际遇。通过富不归、贫不归、死不归等三种情形，层层递进，展现了漂泊劳累的行商生涯。

开放的社会环境是曲子词发展繁荣的沃土。唐代城市的娱乐场所十分发达，为城市居民的享乐提供物质基础，“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弃，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6]。这种享乐风气至晚唐愈演愈烈，流行新声风靡一时，时人为之如痴如醉，不惜千金买乐。曲子词作为唐代伎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消遣，流行于宫廷宴飨、王公府第、寺院戏场和市井街衢，传唱于大江南北。敦煌地处中西交通要道，各民族杂居，形成了一种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城市氛围。长安与敦煌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也加快了曲子词在敦煌的传播速度。

二、敦煌曲子词中的城市文化

敦煌曲子词的内容极为丰富，几乎包括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词集·序》中说:“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7]唐代城市有了长足的发展，汇聚了大量财富和人才，成为人们心驰神往的乐土。曲子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真实地反映了市民的生活状况，展现了唐代异彩纷呈的娱乐文化和城市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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