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成了南北之间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在满足国家漕粮供给、军事征伐、交通运输的同时，运河区域还以强大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吸引了晋商、徽商、江右、洞庭、闽等商帮的聚集。他们或在运河城市开设店铺，或以运河为转输枢纽，操奇计赢、获取利益，为运河区域市场的繁荣、商业层级的构建、市民生活的丰富、国家财库的充裕发挥了巨大作用。徽商作为明清重要的商业力量，又称徽州商人或新安商人，包括明清徽州府的歙、休宁、祁门、婺源、黟、绩溪等县商人。明清运河区域的徽商具有分布范围广、综合实力强、商儒相结合等特点。他们以运河水道作为商货物资运输的主要路径；把船只当作日常经营、出行的重要工具，南北转运博弈；并以“诚信”为经营理念，通过同乡互助、修造会馆、扶危济困等社会行为，实现了徽商个人理想与国家信念的结合。目前关于运河区域徽商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某一省份徽商的经营活动及其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对整个运河区域徽商的分布规律、经营状况、社会活动尚未进行全面研究。本文拟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徽商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进一步探讨徽商在运河区域经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时就其会馆文化、慈善文化、桑梓文化、科举文化进行分析。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徽商在运河区域的分布及商业经营

明清两朝，徽州民众经商比例之高冠绝全国，他们遍布大江南北，从事各种商货的转运与销售活动，从繁华都市到乡村僻野，从沿海地区到内陆腹地，随处可见徽商们的经营足迹，甚至形成了“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的俗语。这种全民经商的模式既是徽州当地的自然状况所导致的结果，同时也与徽商诚信经营、以商裕国的经营理念有着很大关系。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1］卷103《荒政部》，。可见生活与生存的压力是徽州民众外出经商的直接原因。除却“徽地多山少田”的自然环境外，悠久的经商传统与“儒商”的文化影响也是徽商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徽地号称“东南邹鲁”，自唐朝黄巢起义后，“中原衣冠避地于此，益尚文雅，宋名臣辈出，多为御史谏官者，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之学。……读书力田，间事商贾”［2］卷1《风俗》，儒家思想成为了徽商重要的文化内核。正是靠着坚忍不拔的毅力与儒商文化的传承，至明清时期“徽商之足迹，殆将遍于国中”［3］7，而且他们实力雄厚“徽州六县客商遍天下，家家巨万”［4］卷10《艺文志》，尤其是在典当、盐业贸易上“大者千万，少亦万金，此皆有力者”［5］卷7《艺文》。作为明清商业文化最为繁荣的运河区域，尤受徽商关注，他们以北京、天津、临清、济宁、扬州、苏州、杭州等大城市作为商业经营的据点，辐射至沿河城镇与乡村，建构起了大城市、中等城市、市镇与村落的市场网络层级与体系，在运河区域形成了北至京津，南至宁绍的商业经营范围，不断强化徽商的综合实力与影响力，与其他商帮进行竞争。

（一）徽商在运河区域的分布

徽商在华北运河区域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特点①，其商业势力主要集中于运河沿线的大中型城市，其中北京的徽商多与徽籍官员、赴京士子相结合，具有官商结合的性质。他们修建会馆，一方面增强在京徽籍人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另一方面也利用桑梓之情扩大徽商在京城中的影响力，从而在与其他商帮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其他如临清、济宁等运河商埠，也是徽商的集中地，有大量的徽州商人在此经营贸易，在城市商业力量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明清经营于燕冀、齐鲁的徽商以歙县人为主，他们依赖强大的宗族凝聚力与合作共赢精神，纵横运河沿线，“徽歙以富雄江左，而豪商大贾往往挟厚赀驰千里”［6］288，歙商所居“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6］288，成为了华北运河区域重要的商业力量。

北京号称运河上“漂来的城市”，大量漕粮与商货通过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皇室、官僚、驻军的需要，全国各地的商人也希望在京城占据一席之地，其中徽州籍商人不但在京城建有规模最大的徽宁会馆，且商业实力也不容小觑。明正德、嘉靖时歙县人王茂棨善于经营，“综理甚密，商于京浙，虽豪商大贾无不推尊，善观时变，以此赀用日饶，而基产日盛，盖亦商之杰出者矣”［7］卷4。又如吴永评“少服贾燕京，捐费助建会馆及置义冢”［8］1526，通过互助与义行以增强徽商之间的凝聚力。至嘉靖四十年（1561年）歙县诸商已在京城设置义庄，创办会馆，“隆庆中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乾隆中则茶行七家，银行业之列名捐册者十七人，茶商各字号共一百六十六家，银楼六家，小茶店数千，其时商业之盛，约略可考”［9］357。可见明清徽商在京人员数量众多，经营范围广泛，实力雄厚。其他经营于燕冀等地的徽商也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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